必一运动9月21日至22日，以“人工智能与未来世界”为主题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（简称“IPP”）第十一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南沙召开。

　　在分议题“AI时代的国际竞争”中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孟维瞻博士以“大国人工智能竞争如何塑造美国的变化？”为题发表演讲。孟维瞻博士在演讲中解读了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对美国的深远影响，特别是科技公司对国内关系的塑造。他还探讨了美国两党在对华科技政策、科技公司监管等问题上的不同倾向。

　　尊敬的各位专家、各位老师好。我的演讲内容主要聚焦于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竞争，以及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对于美国的影响。

　　综合来看，目前美国市值最大的十家人工智能公司可以说是富可敌国，不仅累积了巨大财富资源，而且还有强大的科技以及庞大的数据储备。他们与政府之间往往会产生各种矛盾。

　　从长远来看，科技的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，并逐步实现社会矛盾的缓和。但是从目前美国的角度观察，很难判断人工智能是否真的可以消除美国内部的冲突。从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必一运动，美国的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科技，尤其是人工智能引发的造成的。有一个新现象被称之为“技术民族主义”，不仅世界正在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知识生产和使用领域，美国内部也正走向。2024年的美国大选就是对这种画面的深刻描绘。

　　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，两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思路有很大不同。中国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。有些学者说，中国的人工智能计划与其说是一项计划，不如说是一份中国政府希望实现的“技术愿望清单”，它是由中国政府、地方政府和部门合力推动的结果。在技术监管方面，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不同的思路和理念。总体来看，监管与创新、监管与发展之间会存在矛盾，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。

　　回到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系。目前，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工智能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，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使双方政府不得不约束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。另一方面，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，两国政府都依赖于大型科技公司的贡献，科技公司也在塑造和影响政府，并逐步改变中美两国竞争的模式，使之更加复杂化。‍

　　在过去四年，拜登政府推动了很多法案，包括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，并加大了对中国的制裁力度。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系在美国内部也引发了诸多争论。

　　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，很多科技公司，无论是美国左派还是的企业，都游走于中美竞争的夹缝之中，寻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。同时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科技公司必一运动，都依赖于海外扩张，需要在国外获取各种技术和知识。

　　目前，美国已经形成了三种对华科技竞争的思路：党、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特朗普派，彼此之间存在很大不同。

　　拜登政府将价值观作为对华竞争的核心内容，认为保证美国的制度和维持美国的创新能力是重中之重，必须防止大型科技公司垄断创新资源，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。另一方面，党并不完全反对某些公司以适当形式融入中国。党强调的是监管，防止对美国安全造成影响，同时避免对中国的过度依赖，即“去风险”。

　　共和党建制派的主张更为严厉和极端，他们主张“脱钩”。共和党认为，目前正在发生冷战式的军备竞赛和零和博弈，典型代表是曾经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妮基·黑利（Nikki Haley）和前副顾问博明（Matthew Pottinger）。

　　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又有很大不同，特朗普本人关注的是贸易逆差和顺差的总量，对于科技问题并没有非常详细的阐述。

　　以对脸书（Facebook）的监管为例。脸书（Facebook）很像一个政府，其用户规模庞大，但并非通过选举产生，这与美国的文化格格不入。2016年大选时，脸书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共和党利用，向特朗普的选民分析公司分享了用户的隐私数据，并通过算法和大数据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投票倾向。而脸书也遭到了两党的反对。

　　Facebook因2016年选举期间隐私数据滥用事件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罚款50亿美元。

　　可以说，特朗普优先考虑的是市场，对道德责任的关注度较低。他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应该是“美国优先”，即为美国人民服务，同时对于移民和盟友的重视程度不高。最近几年美国内部也在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，即越来越多地支持产业政策。共和党也逐渐转变了思想，比如美国参议员鲁比奥（Marco Antonio Rubio）提到要增加对关键产业的投资，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。

　　两党在对华科技政策在理念上存在很大不同，拜登政府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价值观的竞争，因而采用“小院高墙”策略，对中国进行精准制裁。拜登认为美国可以与盟友合作。特朗普则并不愿过多相信盟友，更倾向于“友岸外包”“近岸外包”，把加拿大、墨西哥作为重要的供应链基地。

　　同时，拜登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大于共和党。党的主张是新布兰代斯主义，警惕大型科技公司对国家权力的潜在威胁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·汗（Lina Khan）和负责反垄断执法的美国助理司法部长乔纳森·坎特（Jonathan Kanter）坚决支持拜登的反垄断政策。他们在2024年也开始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，包括对微软、OpenAI和英伟达进行反垄断调查。

　　党认为，垄断企业往往不如初创企业那样雄心勃勃，而且会削弱竞争能力，并导致创新能力下降。历史上，绝大多数创新并不来自垄断企业，而是由初创企业实现的。比如说历史上的波音公司，在收购竞争对手之后不再有重大创新，产品质量也出现明显下降。

　　党强调反垄断是对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中或许可以提高生产效率，但这种模式容易导致公司暴露于地缘风险之中。

　　但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认为美国政府反垄断政策不利于美国，他们以此为理由游说政府。比如，扎克伯格以中国科技公司对美国的竞争威胁为理由，为脸书进行辩护，他的目的是说服政府放松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政策。谷歌也宣称，美国打压科技巨头对中国有利。

　　共和党主要支持芝加哥学派的观点，他们维护大公司利益，认为历史上美国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并没有取得成功，反而产生了很多反向效果。比如1950年美国广播唱片公司（RCA）面临政府的反垄断审查，这为其他公司（如日本的索尼）提供了进入市场的机会。美国政府在许多领域的反垄断调查最终都让外国对手成为受益者。

　　围绕监管与反垄断的争论也让硅谷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。历史上，硅谷主要支持党，特别是在奥巴马时期，硅谷75%-80%的科技公司都支持党，而今年有50%转向支持共和党，谷歌、苹果、微软等科技巨头都倾向于自由主义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马斯克以及他背后的资本力量开始逐渐出现趋势。全球知名风投公司红杉资本（Sequoia Capital）曾经投资谷歌和苹果，最近开始转向保守。而马斯克本人则在积极干预活动，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美国的国会选举中投入巨资。他还在尝试扩大在中国的业务，比如与中国达成协议，试图避免地缘给他带来的影响。

　　据此前报道，埃隆·马斯克的超级行动委员会正斥资210万美元支持全美各地摇摆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。

　　除了马斯克之外，还有更多的硅谷精英正在发生转变，比如Palantir的创始人戴维·萨克斯（David Sacks），还有彼得·蒂尔（Peter Thiel），他们都在暗中和马斯克讨论筹款办法。他们主要争论的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标准：什么是言论自由？什么可以讲，什么不可以讲？

　　与此同时，美国出现了科技版图的地理重组。过去，加州是主要的创新基地，现在很多人认为加州的监管过于严厉，例如马斯克将特斯拉从加州迁到了德克萨斯州，而加州属于支持党的地区。未来美国科技版图是否会出现新的地理性重组？

　　2016年必一运动必一运动，特朗普高度依赖社交媒体，但到了2020年，他的许多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，包括谷歌切断了他的软件接入。于是，特朗普自己创建了公司。现在，马斯克收购了推特，并恢复了特朗普的账号。

　　可以说，社交媒体正在加剧美国的极化，社交媒体背后依赖于人工智能公司提供的算法，这些公司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，因为只有大型科技公司可以支持社交媒体的运行。

　　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的算法正在成为激化矛盾的催化剂，并导致了信息茧房的形成。当你喜欢某个话题的观点时，算不断给你推送相关信息，这使美国社会变得更加极化。

　　此外，两党都在应用人工智能服务于本党利益，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对TikTok的态度，其近来表态“很难禁止TikTok”，目的是平衡Facebook的影响力。一些可以公司的态度也出现了改变，比如甲骨文这家科技公司曾表现出较强的倾向，现在也不愿过于排斥中国。

　　2016年，社交媒体及其背后的算法主要是服务于共和党，后来党略占上风，现在其实是二者平分秋色，他们都可以对选民进行精准推送，了解选民偏好，同时改变选民的价值观和投票行为。

　　未来，中美之间应是相互依存的关系，当美国过度反对中国时，也会导致自己内部出现。当美国与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对抗时，也会导致美国出现内耗，损害美国的价值观。因此，我们还是应该在对话中消弭冲突，这是未来的努力方向。审阅｜刘

　　每年一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IPP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。IPP围绕中国及世界的治理与改革问题，邀请国内外学者齐聚广州，讨论重大公共政策议题必一运动，共谋中国与世界改革发展之路。从2013年至今，IPP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成功举办十届，目前已是中国南方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盛宴之一。

　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（IPP）是一个独立、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。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、社会政策、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。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，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。